“元宇宙”所宣传的沉浸性绝不仅仅是一种更好的消费体验，相反，它还有着远为复杂的技术政治内涵。这不是一个消费者如何使用一台扩展现实设备的技术性问题，更不是新的技术革命如何促进人与机器互融共生的所谓“后人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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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谓“沉浸性”：从缸中之脑到脑机接口
1974年，36岁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其代表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
假设有一种将给你任何你所欲的体验的体验机。最出色的神经心理学家能刺激你的大脑，使你觉得你正在写一部巨著、正在交朋友或读一本有趣的书。而你在此期间实际上一直是漂浮在一个容器内，有电极接着你的大脑。你应当进入这一机器的生活，编制你生命的各种体验吗？
借助这样奇妙的设定，诺齐克把读者引到如下问题：除了我们生活中的内心体验，还有别的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东西吗？实际上，诺齐克在这里真正要做的，即是通过为个体的人的实际存在划定绝对界限（他称之为边际约束），以反对功利主义哲学将其还原为某种可量化的幸福“体验”的行为。如其所说：“在置身于幻景的人看来，我们会是什么人的问题，除非反映在我们的体验中，否则对我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是什么对我们将是重要的，这难道是奇怪的吗？”
时隔7年，另一位哲学家借助科学幻想，提出了比“体验机”更加阴暗、更为具体也更加著名的假想。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普特南让读者想象自己被一位邪恶科学家做了手术，大脑被取出并放入一个营养钵；但大脑的神经末梢与计算机相连接，这使其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一切似乎都那么真实，尽管这只不过是计算机的电子脉冲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结果。更进一步地，普特南还设想出一种大规模集体幻觉，这时所有人的大脑都连在一个自动机上，共同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虚拟世界中，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彼此通话——在失去了嘴巴和舌头的情况下。
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都仅仅哲学家的思想实验，那么随着埃隆·马斯克开始研发脑机接口，这些疯狂的想法似乎有了“美梦成真”的可能。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脑机接口的创意已经有了提前实现并成功产业化的“伴侣硬件”，那就是被“元宇宙”概念推上风口的VR（虚拟现实）产品。同样是人机交互方式的革命，脑机接口与VR系列产品（眼镜、头罩、手柄以及各种体感设备）的研发投产，都意味着技术对人体的全面渗透。而这场技术革命的后果，据说是给用户带来更加震撼、更加真实的“沉浸式”体验。
在今年流行的元宇宙神话中，基于XR技术的“沉浸性”正是一大关键卖点，如扎克伯格所说：“你可以将‘元宇宙’想象成一个具象化的互联网，在那里，你不只是观看内容，而是身在其中。”同样地，国内大大小小的元宇宙宣传文案也都离不开“沉浸”二字：“打造沉浸式虚拟社交平台”、“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真假难辨的沉浸式体验是‘元宇宙’最核心的特征”等等。不仅如此，随着“元宇宙”浪潮的兴起，对沉浸性的追求似乎开始散播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沉浸感剧本杀、全感知沉浸式影院，大到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沉浸式元宇宙大使馆。沉浸式娱乐、沉浸式教学、沉浸式营销……“沉浸”在营养钵中的人类大脑，看来不仅仅是哲学家的幽默那么简单。
所以，到底有没有人思考过，什么是所谓“沉浸性”？“幻觉便是沉浸”，长期研究虚拟实在的“网络空间哲学家”迈克尔·海姆如是说道。他引瓦格纳的三幕歌剧《帕西法尔》为例以说明“虚拟实在的神秘本质”，这部歌剧仅仅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专门设计的建筑物中演出，听众来这里要走很长的路，并且要事先研究歌剧剧本，因为该剧“很长、神秘并充满复杂和重要的细节”。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该剧的演出成为一种庄严的祭典仪式，充分调动听众的所有感官，以至于让人入迷、发狂、如在梦中。海姆接着评论道：“有朝一日，虚拟实在也将博得类似的发狂评论，不仅是那种震颠而且还在于对体验的洞察。”他还借助科幻作家吉布森的《网络巫师》以说明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特质，在该小说中，用户通过脑机接口与计算机直接相连进入网络，抛弃沉重的肉身，让心灵在无边的空间中自由游荡。这种网络空间的身心分离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一种两厢情愿的致幻……”看来，所谓“沉浸性”也就约等于感官的致幻性，这是身与心的分离，“实存”与“体验”的分离。
诺奇克担心“生活的意义”被“体验”所侵蚀，因而试图为个人的自由划定绝对边界，虽未必尽然，但其关切的问题却在引人忧思。感官入迷的代价往往是现实的沉沦。戴锦华在一次演讲中极富洞察力地谈道：“当我们戴上VR眼镜的时候，我们看见，同时我们看不见。”正如VR设备往往同时既是眼镜（“看”的工具），又是眼罩（“看”的遮蔽），当《头号玩家》（“元宇宙”文案中最常提到的科幻电影之一）的主人公们在游戏世界成为救世主和大英雄的时候，他们身处的贫民窟，依然是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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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一种反对的声音早已按捺不住：“沉浸性并不等于逃避，而且元宇宙也并不等于VR，除了虚拟现实之外，我们还拥有增强现实（AR）与混合现实（MR）技术，它们都能帮助我们介入并改造现实生活。”的确，如海姆所说：“虚拟实在的最终承诺不是去控制或逃避或娱乐或通信，而是去改变、去赎救我们对实在的知性。”虚拟现实技术所造就的身心分离，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总体进程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技术对人类感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而这种以技术为中介的感知方式，最终将重塑现实本身。然而，这种对现实的重塑绝不像某些进步主义者宣称的一样，是对人类既有感知能力的进一步“扩展”。
就以所谓“增强现实”技术的最为大众化的运用——支付宝的新年集五福活动为例：在支付宝的AR界面中，我们能看到摄像头画面的正中央被设定了一个六边形框，我们需要将带有“福”字的物件置放于边框内部，以集齐五种“福卡”获得红包奖励。实际上，这样的操作既是支付宝对未来用户使用习惯的某种训练，也是对新的观看方式的培养。六边形框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这是对某种摆置方式的集聚，“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AR使摄像头画面中央的六边形仿佛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眼球内部，以一种自动化的方式替我们规定了中心与边缘，规定了我们的观看方式与视觉逻辑。“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增强现实”的技术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也同时是“削弱现实”，问题在于当我们通过XR看世界时，技术究竟给我们增强了什么？削弱了什么？这其中的规则由谁来订立？“沉浸式互联网很可能既是一个亲密的互联网，也是一个入侵的互联网。”假如我们未经反思地“沉浸”在他人创建的规则界面，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眼、耳、神经出租给那些以此牟利的人，那么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人的解放，还是更深层次的剥削？
由此可见，“元宇宙”所宣传的沉浸性绝不仅仅是一种更好的消费体验，相反，它还有着远为复杂的技术政治内涵。这不是一个消费者如何使用一台扩展现实设备的技术性问题，更不是新的技术革命如何促进人与机器互融共生的所谓“后人类”问题。我们所使用的终端设备仅仅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冰山一角，在这些友好的“界面”环境背后，隐藏着与个体使用者不成比例的巨大算力、海量信息、以及支撑这些信息和算力的巨额资本投入。人与机器的关系，本质上是个体与系统的关系，是个体如何被更紧密地嵌入系统之中的问题，是系统如何扩张以实现对人的规训的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不仅需要哲学，还需要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野。
二、 元宇宙：把宇宙建立在平台上
在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诺奇克的讨论。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诺奇克的“体验机”假想涉及到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两大传统之争。作为诺奇克的论辩对手，功利主义秉持一种享乐主义的伦理观，这种伦理学驱逐了先前自然法学说所依赖的“上帝”与“灵魂”等形而上学概念，以人的苦乐体验衡量人的生存状态，并试图通过最大化原则对人的“快乐”进行量化计算，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其哲学的终极目标。因而自由主义哲学家无不担心，这种基于“幸福总量计算”的伦理学将使牺牲个体的人成为可欲的事情，在一个依靠功利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将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利得到稳定的保障。
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威胁我们自由的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错误”，而是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成熟而出现的新意识形态。19世纪是功利主义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英国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改变世界的时代，伴随着人口学、统计学等新兴科学的发展与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实践，人第一次以数据的形式出现于档案资料之中。科学技术被运用于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而政治统治也愈发变成一种“调节生命的技术”，由此开启了“技术治理”的先河。而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功利主义创始人杰瑞米·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在这个被福柯称之为“全景敞视装置”的场景中，监狱管理人员能够以最小程度的成本投入实现最大化的效能——让监视的目光无处不在。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的唯结果论和最大化原则并非某个哲学家的突发奇想，而是内在于权力-技术-意识形态的三角链环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正处于19世纪的延长线上：后人类主义取消了人的本质定义，并以基于“刺激-反应”模型的控制论再现了功利主义的结果论原则；随着信息科技的崛起，对人的数据化和量化管理弥漫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而首创于边沁的“全景敞视装置”发展到今天，已经从一种特殊场景扩展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因而出现了“监视资本主义”的说法。只不过如今位于监狱中央的“瞭望塔”，已经被普特南所说的“自动机”取代，监狱里的囚犯，变成了被自动机连在一起的“缸中之脑”。
在资本主义百余年发展史面前，“元宇宙”概念未免显得有些空洞而贫乏。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事物”，不过是一场被重复了无数次的喜剧表演。每当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显现，新的技术神话就开始急不可耐地宣布“未来已来”：在帝国主义挑起的世界大战尚未平息的时候，吉德斯就“将机器时代划分为烟雾和蒸汽发动机的旧技术时代，与征服了噪声和污染的电力和镭的新技术时代”；在美国尚未走出大萧条的时候，吉德斯的弟子芒福德又开始鼓吹水力发电将带来电力本身的“革命性变化”；在70年代世界滞胀危机的时候，托夫勒发现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第三次浪潮”，这次则是计算机来扮演救世主；而眼下，“资本缺乏新热点，需要新方向。”于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提出的“元宇宙”概念摇身一变，粉墨登场。事实上，那些被外界认为是入局“元宇宙”的国内大企业，往往多年以前就开始关注并投资相关产业，并且普遍地对“元宇宙”这种“不切实际的概念”不感兴趣。这毋宁提示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元宇宙”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东西，是被新概念新辞藻所遮蔽的，资本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一种技术-资本的演化趋势。当环形监狱里的囚犯随着技术的发展成为“缸中之脑”，位于系统中央监视一切的瞭望塔/自动机又隐喻着什么？
答案是平台。“监视资本主义”就其物质基础来说，也就是平台资本主义。这种以平台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新形态，“平台企业获取市场主导地位的方式与19-20世纪的市场垄断模式不同，它们并不通过直接的所有权占有获得控制权，而是通过平台的数据和算法构造平台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和参数，对市场施加了更深层次的控制。”也就是说，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并不是生产的垄断，而是通过对介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环节的规则控制，分别从产、销两端向用户谋取超额利润。由于“网络效应”导致边际成本随用户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平台天然地倾向于垄断，而美国金融资本的长期风投则进一步加速了“赢者通吃”局面的形成。“就像数据的二元特性使事物要么是一要么是零，而不是介于两者之间一样，资本主义已经熟悉的那种企业完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趋势变得更加不可妥协。”因此，随着互联网企业竞争的加剧，资本必将发展更多的控制技术，使平台的中介性地位更不可动摇——这就是平台资本主义常常会出现所谓“创造性垄断”的原因。资本垄断与技术创新相伴而生，这使得平台企业对技术神话的宣传，常常成为资本扩张重要的意识形态战略武器。
从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重新理解“元宇宙”所宣扬的“沉浸性”，不难发现，这种给人带来“心灵解放”体验的科技卖点，恰恰是平台控制技术全面升级迭代的标志。事实上，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沉浸性”潜在的经济价值就已被人发现。
在“注意力经济学”教父高德哈伯看来，注意力在信息时代已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资产，这种资产并不是实物，而是存在于他人对你的注意之中。要把存于他人心中的资产变现，就需要依靠信息与他人交互，因此，高德哈伯别具洞见地指出，信息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技术；信息是可以无限复制的，真正产生价值的是注意力的相对贫乏造成的稀缺。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注意力的资本化成为可能，而注意力的获取又与人的感觉能力紧密相关，“注意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对某种做的和表现的东西的吸收。”而“只有有感觉能力的人才会成为注意力资源。”
由此可知，要控制人的注意力，必然要控制人的感官。注意力技术同时是一种感官技术，而“沉浸性“恰好意味着感官的致幻，意味着技术对人体感知能力的操控。事实上，当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不能自已地“刷手机”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已然被平台征用，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变成流量，服务于平台资本的增殖。而随着扩展现实的出现，对感官的调用将逐渐从眼球扩展至身体，这意味着资本对人体的技术规训将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对消费者注意力的控制能力相关，这导致人机交互方式的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领域。“作为用户与平台交互的主要方式，界面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了关键的中间位置。”
综观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每一次“界面革命”都将带来全行业的重新洗牌。因此，对AR、VR等“元宇宙”相关产业的投资，本质上是互联网企业对未来人机界面的独占性资格的争夺。这种平台资本对下一个扩张节点的竞争角逐，其目的无外乎追求更大的用户规模和更强的垄断权力。
就以改名为Meta的前脸书公司为例，在其炒热“元宇宙”概念之前，脸书就开始大力推动聊天机器人的发展，“用户无需使用单独的应用程序或网站来访问企业和服务，只需通过脸书的平台访问，这将使脸书的聊天机器人平台成为在线商业交易的主要界面。”也就是说，由机器人主导的聊天界面将使用户绕开竞争对手的网站和搜索引擎，在脸书平台内部解决所有事情。因此，当扎克伯格声称元宇宙将使用户“不只是观看内容，而是身在其中”时，我们要明白，这正是脸书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
既然平台资本主义的竞争最终将导致更严重的垄断，那么与元宇宙一同降临的，就必然是平台对用户的更深程度的捆绑。这一切都向我们暗示“沉浸”一词最不详的涵义——无法自拔、欲罢不能。“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期望甚至要求我们沉浸在这些类型的空间中，我们可能会经历更少的沉浸感，更多的是溺水或失控感。”当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在用同一个社交软件，卸载该软件很可能意味着失联。而当你的老板通过某项平台服务给你布置任务，拒绝该服务将面临失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平台与用户之间的“自愿协议”将具有堪比法律的强制力，法学家冯象将其称之为“硬规则”：“硬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是商家行为，无须走政治程序酝酿论辩、表达民意，也不靠公众/用户的内心约束或法治意识。”
随着用户对平台依赖性增加以及议价权的削弱，市场垄断带来的强制消费与霸王条款往往会给人一种类似于封建等级制的受奴役感。届时，“两种新穷人”将融合在“产销合一者”这个独特身份中，使用租佃来的赛博土地维持生活，并以数据、会员费和无偿劳动等方式给地主“交租交息”，这就是约翰·迪安所描绘的“新封建主义”：“数字平台是新的‘水磨坊’，它的亿万富翁老板是新的领主，数千工人和数十亿用户就是新的农民。”实际上，可以将“元宇宙”视为进一步发展了的平台资本主义或者“新封建主义”，它以更具沉浸性的方式吞噬了一切外部空间，以单独的或联合的平台为底座，重新编辑了人类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对于那些率先入局的大企业来说，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把宇宙建立在平台上！”
三、 结语
为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大唱颂歌是危险的，像脸书这种围绕“元宇宙”铺天盖地的宣传与舆论攻势，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过证明了资本对人越来越深的控制，以及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加强垄断的野心。相较之下，另一些讨论则似乎提示了“元宇宙”的其它可能性。
比如，有一种声音认为“像W3C万维网标准协议一样，元宇宙需要构建一个通用的协议让每家公司在共同且互通的宇宙进行开发。”然而，关键问题是哪些人能够参与“通用协议”的制定过程，假如“协议”不限制率先入局者的垄断特权，那么这种形式平等的法律文件只不过是一种平台大企业联盟的意志体现而已。另一种观点则将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上，“在web2.0的世界里，数字资产以流量的形式归平台所有。在Web3.0的世界，数字资产可以通过诸如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完成个人确权，归自己所有。”这一激进私有化的方案将网络数据理解为诺奇克所说的“无主土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先占先得”的方式获得独属于自己的一份资产，而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这一表面上“去中心化”的组织逻辑将导致分配结果上的再中心化和极端不平等。只要想想如今都是哪些大公司大明星在投资NFT等虚拟资产，我们便不难发现，垄断是垄断者的通行证，贫穷是贫穷者的墓志铭。
尽管以上几种意见都无法让人满意，我也不想以一种悲观的末世论调收束此文。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反科技的卢德主义几乎与一切技术神话一样盲目。当务之急是真正解放我们的科技想象力——这不是指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沿着资本设计好的预制轨道去想象“未来已来”，而是敢于让历史的火车头“脱轨”，就像《雪国列车》结尾主人公所做的那样。
想象一个没有资本的世界该有多科幻？当科技已经创造了那么多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奇迹，一个没有广告、没有VIP的“人民民主网络平台”或许也不再是乌托邦。假如阿连德没有被军阀杀害，如今的互联网是不是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已经很难说清。好在拙文写作的当下，被视为阿连德年青接班人的博里克，已经重新回到智利的总统府，资本对这一噩耗的恐慌情绪尤其体现在暴跌的股价之中。当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开始掉头向左，当人民的呼声重新被听见，我们或许有信心问一句，建立在资本平台上的“元宇宙”，最终将“雪崩”何处？
（作者何卓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21级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