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些年，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快速地更新迭代，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方兴未艾的“元宇宙热潮”便反映了这一趋势。关于元宇宙的讨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其“新”（新技术、新现象、新趋势），二是突出其“虚”（数字化虚拟空间）。实际上，只有将元宇宙放到人类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中，方能看清其兴起的现实基础及其与更广泛的经验现实的关联。基于此，本文强调“避虚就实”地理解元宇宙，特别是其对个体与社会之联结的可能影响。毕竟，无论元宇宙多“新”、多“虚”，它都植根于既有的历史、文化、民情和一系列社会关系。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关于元宇宙以及其他新技术的讨论便也丧失了社会学的意义。本文的最初想法曾于2022年4月16日在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等四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元宇宙：迎接网络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研讨会上报告过，成文时做了补充完善。
摘 要：元宇宙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是人类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生存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与其说元宇宙是“数字化虚拟空间”，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即它使社会现实本就具有的“虚拟性”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并满足了数字化时代人的现实需求。元宇宙在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强技术性”“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特征，在社会行动层面具有“脱嵌性”“孪生性”和“跨阶层性”特征。社会学应立足于社会生活数字化的经验现实，“避虚就实”地理解元宇宙，在个体与社会之联结的意义上把握其特点及影响。
自2021年以来，商界、学界和媒体掀起了一股“元宇宙热潮”，相关讨论连同社会生活数字化、智能化的议题不断出现。目前，对元宇宙性质的认识尚有分歧。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元宇宙是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是呈现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的、基于未来互联网的具有连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3D虚拟空间。”另有观点将元宇宙定义为：“大规模、可互操作的网络，能够实时渲染3D虚拟世界，借助大量连续性数据，如身份、历史、权利、对象、通信和支付等，可以让无限数量的用户体验实时同步和持续有效的在场感。”类似的定义可谓不胜枚举，但主要都是在虚拟世界的意义上看待元宇宙的。
从社会学角度看，关于元宇宙有两个方面需要讨论：一方面，元宇宙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互构，即数字技术（如AR、VR等）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和被接受，往往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探究元宇宙兴起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仅将元宇宙视为“虚拟空间”值得商榷，实际上，数字技术所营造的“虚拟性”仍是“现实性”的延伸或扩展。本文试图超越“现实—虚拟”二分的观点，深入分析元宇宙兴起的现实基础，并从结构与行动的双重视角理解元宇宙作为“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的特点及影响。
一 元宇宙兴起的现实基础
从广义上看，人类的“虚拟世界”是始终存在的，它或者是无意识感觉的结果，或者是有意识想象的产物。例如，在原始宗教中，初民就体验到现实世界和迷幻世界的不同。初民的神秘体验实际上是社会性、集体性力量的集体表象。正如涂尔干所阐明的那样，人们感受到的虚幻世界和集体欢腾实际是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神秘体验实际上是社会体验，是组织生活和群体活动的产物。而到了文明时代，人们借助语言、文字和图画，可以想象出丰富多彩的“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的二分是人类生活的恒常特点，那么以此审视元宇宙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建构”，实际上并未指出元宇宙兴起的社会根源。或者说，“现实—虚拟”二分的观点虽然指出了社会生活虚实相间的特征，但其历史地和社会地变化的社会基础尚需讨论。因此，有必要把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纳入进来，以探究元宇宙兴起的必然性、特点与趋势。
在农业社会，人们在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中形成了稳定的群体生活和集体意识，同时，相对有限的空间环境也强化了“地方性知识”，使一些古老的传说或奇闻轶事代代相传，从而使人们在扎根于土地的同时也能想象另一个神秘世界——可能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也可能是让人恐惧的邪恶之地。人们之所以对传说或奇闻轶事喜闻乐见，并不完全是因为理性尚不发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限，还在于人们有一种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新奇而有趣的精神体验的倾向。
到了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理性对迷信的“脱魅”以及宗教的世俗化进程，由此“虚幻”世界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虚幻的结束，有时恰恰相反，交通与传播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边界，带来了麦克卢汉所言的“人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借助科技的力量进一步构造和想象出更大的“虚幻”世界，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便是重要表现。而且，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对“现实之外”世界的想象和体验，实际上是在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尽管科学技术并不必然带来更丰富的精神体验，但它无疑提供了人们追求精神体验的工具和手段，好比汽车增加了旅游观光的便利性，电视能让人排遣一些寂寞和无聊，而互联网使人际表达和沟通更加便捷。
纵观人类近代的几次科技革命，前三次革命（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总体趋势，都是使人逐渐“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以交通和通信为例，汽车使人减少物理距离和空间的隔阻，电话克服了语音和文字的限制，而互联网使远洋信息传递（文字、图片、视频等）变得轻而易举。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突出了社会生活全方位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仍以交通和通信为例，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使人跨越空间、压缩时间的能力大幅度提高，那么第四次科技革命则使人足不出户、身无位移便能往来穿梭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在万物互联的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和体验不再只是通过“冥想”实现，而是可以借助一系列技术搭建出在通常的生活空间中所无法实现的场景。元宇宙技术和话语正是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兴起的。
科技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也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精神需求。相比之下，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主导性需求是面向自然世界（土地或原材料）获得物质满足，而以生物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的主导性需求是面向人本身获得精神满足。这也被称为从“生存”到“发展”的变化，其重要趋势是人们对参与性、差异化、体验性活动的需求的增加。例如，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派恩和吉尔摩声称，服务经济的趋势是更加注重消费者在场景中的参与和体验，从管理者到员工和顾客就像进行一场生动的表演，消费者重在经过参与的过程，留下美好的体验与难忘的记忆。派恩和吉尔摩所言的体验经济，主要还是发生在物理空间和实际场景中，他们提到的具有魔幻色彩的迪士尼乐园，也是基于物理空间的模拟，其场景和道具都是实体的，在质地上和其他物品并没有本质区别。
一些著名的电子游戏营造了类似于元宇宙的场景。例如，《我的世界》《魔兽世界》《堡垒之夜》《王者荣耀》等游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开放自由创作、沉浸式体验、与现实经济互通的经济系统、虚拟身份以及较强的社交性等，其中设置了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奇幻场面、人物和故事情节，并通过竞赛闯关激发玩家的兴趣。不过，游戏场景往往是独立于日常生活的虚拟世界。与此不同的是，元宇宙以物联网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交互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为基础，不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之外构造出一个虚拟世界，而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融入，实际是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数字化，人们的学习、工作、交友、娱乐等都融入元宇宙的元素。以全方位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元宇宙，将进一步提升参与者的现场感、真实感、沉浸感，还会根据参与者的“数字化痕迹”营造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因此参与者本身也是场景的营造者。有观点认为，“元宇宙”将走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交＋游戏”的奠基阶段，即通过开发一系列独立虚拟载体将游戏、社交、内容融合成沉浸式泛娱乐平台；第二个阶段是虚拟和现实概念逐步模糊，消费、金融、教育、工作及生活服务等现实生活元素将转移至虚拟世界；第三个阶段则是各个赛道融入元宇宙体系，虚拟和现实边界打通，形成完全开放、经济系统自洽、流畅社交等交互体验。
元宇宙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意味着，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日益成熟的背景下，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元宇宙以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但称之为“虚拟空间”并不准确，确切说，它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元宇宙与家庭、社区等生活单元并不是彼此分隔的关系，它本身就会融合在家庭、社区等生活单元中。因此，在根本上，元宇宙不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并行的“另一个”世界，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了消费社会和数字社会中人们寻求更丰富多元的生活体验的倾向。“元宇宙＋”将重塑人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使教育、娱乐、广告、工业生产等领域凸显智能化、参与性和体验感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元宇宙“不是一项技术、一批行业，而是一个时代”。
上述对元宇宙兴起之社会基础的讨论是从一般的宏观社会学视角进行的。除此之外，社会学思考的角度还有很多，涉及群体、组织、行动、互动、结构、变迁、认同等多个方面，这使得对元宇宙的讨论往往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甚至碎片化的倾向。下文拟结合社会学的两个基本视角——社会结构视角和社会行动视角，对元宇宙的特点及影响进行讨论，前者注重分析社会环境与条件，后者则关注相对微观的社会行动与人际互动。对元宇宙的结构与行动两方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作为“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的特点。
二 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元宇宙
元宇宙尚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其性质也难以具体描述，但可以从已有的定义和讨论中识别其基本的结构性形象。根据“元宇宙第一股”游戏公司Roblox的说法，一个真正的元宇宙产品应该具备八大要素：（1）身份（Identity）：拥有一个虚拟身份，无论它与现实身份是否有关；（2）朋友（Friends）：有可以交往的朋友，无论在现实中是否认识；（3）沉浸感（Immersiveness）：能够沉浸在元宇宙的体验当中而忽略其他的一切；（4）低延迟（Low Friction）：元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同步发生的，没有异步性或延迟性；（5）多元化（Variety）：元宇宙提供丰富的内容，包括玩法、道具、美术素材等；（6）随地（Anywhere）：可以使用任何设备登录元宇宙，随时随地沉浸其中；（7）经济系统（Economy）：元宇宙像一些复杂的大型游戏一样有自己的经济系统；（8）文明（Civility）：元宇宙是一种虚拟的文明。当然，这是一种带有前瞻性和预测性的观点，元宇宙发展的实际形态尚需时间和实践来证明。
总体而言，元宇宙是一个生态系统，是由技术、身份、参与、社交、体验、规范等构成的整体。本文倾向于将元宇宙看作广义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即它是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对现实世界之虚拟特征的进一步强化，而不是与现实世界并行或对立的“虚拟空间”。据此，我们可以讨论元宇宙的一些结构性特征。这里，我们把“结构”理解为一种外在于个体并对其行动具有约束性的环境和条件。
首先，元宇宙具有“强技术性”特征。元宇宙的兴起建立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延续了网络社会“连接”属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如人与人（包括数字替身与虚拟机器人）之间的连接成为万物互联的一部分；功能更为强大的连接媒介，如虚拟现实（VR）等，大大拓展了连接的形式与信息传递的方式，人机互联甚至可以超越神经反射与感官感知的连接，直接跳入思想的连接；情境再现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使得个人在与他人连接的同时，也可以和历史相连。而要实现这种连接，需要新一代通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扩展现实（XR）、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这些数字技术将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娱乐生活之中。
当然，技术并不是孤立存在和自发运作的，元宇宙的内容和运行机制等也需要经过公众的讨论，得到公众的参与和反馈。例如，2022年6月21日（美国当地时间），首个元宇宙国际标准联盟宣告成立，名为“元宇宙标准论坛”（Metaverse Standards Forum），由全球数十家科技行业巨头组成，包括Meta、微软、英伟达等美国厂商，也有华为、阿里巴巴达摩院等中国创始成员。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就构建开放元宇宙所需的互操作性标准以进行全行业合作，未来将探讨缺乏互操作性阻碍元宇宙部署的问题，以及如何协调和加速标准开发组织（SDO）定义并推动元宇宙标准制定的相关工作。这既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也说明元宇宙的发展是技术发明、组织沟通以及多方协作和竞争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元宇宙的“强技术性”特征，也将引发技术依赖、数字鸿沟以及娱乐沉迷等问题，因而需要对元宇宙进行社会引导和治理。
其次，元宇宙具有“拟空间性”特征。元宇宙是与通常的社会空间有所不同的，通过数字技术和设备“搭建”起来的空间。所谓元宇宙是一种“空间”，在于它会带给人身临其境、身心投入的沉浸感；虽然身体处在某个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但可以瞬间进入另一个数字空间，并在不同的数字空间中切换，相应地还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空间和表象空间。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拟”空间，不是说元宇宙是对通常的空间的直接复制和模拟，而是强调它借助数字技术“建构”出的场景，远比通常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更加丰富多彩。尽管这种场景不像物理空间那样存在一个感官可及的实体，也不同于社会空间中的互动和交往过程，但通过数字技术的渲染和对感官的刺激（如对视觉、听觉、触觉的刺激），人会产生与平时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所带来的体验不同的新奇感受，特别是参与感、沉浸感、新奇感。
再次，元宇宙具有“拟时间性”特征。众所周知，社会性的要义之一就是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不仅仅是个体的自然生命历程，更在于人的社会属性是漫长的人类“文化大生命”和“历史大生命”的结果。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传统社会中时间一直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社会生活体现为地域性活动，是一种“在场”（presence）的活动。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empty time），使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而航海图使空间“独立”于任何特定地点或地区。概言之，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和空间都虚化了。而当下元宇宙逐渐兴起的这个时期，比吉登斯所言的发达现代性（advanced modernity）或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更进了一步，体现出数字化的新特征。元宇宙通过数字化技术搭建的场景，除了是一种独特的空间之外，还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时间：置身于元宇宙数字空间的人，可以自由地“穿越”回古代，或“进入”未来，在这里，时间更多地与人的感觉和体验而不是与具体地点或事物相联系。当然，这种“穿越”和“进入”的并非客观运动过程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基于数字技术对时间的模拟，一种场景化的时间，好比“穿越”到唐朝，只是进入了数字化的唐朝场景，而不是真回到了古代，同样，“进入”未来也只是进入了数字化虚设的未来场景，并没有真的超越客观的时间。但不管怎样，“穿越”和“进入”的场景是与当下现实不同的“拟空间”，参与其中的过程便形成了“拟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拟时间”主要是数字技术开发者和参与者“人为构造”的产物。
元宇宙的上述三个结构性特征让我们初步认识了这个“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元宇宙的“强技术性”使置身于其中的个体习得或建构一系列新规则，但这一过程没有长时段生命历程的基础，而是参与者对数字技术程序的熟悉和适应。“拟空间性”与“拟时间性”的重要后果是，个体在元宇宙之外习得的规范可能不再继续有效，而元宇宙的数字空间规范又无法“平滑地”移植到一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于是将出现多元现实与多重自我的并存。概括地说，元宇宙作为“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强化和扩展，也有对社会现实的背弃和反叛。这就意味着，元宇宙的结构性特征也将使参与者的行动取向具有新的特点。
三 社会行动视角下的元宇宙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社会行动的核心特征是行动者在主观意义上的关联性。在元宇宙空间中，行动者所指向的对象要比社会现实中的对象更复杂，既可能是个体行动者，也可能是行动者的虚拟角色，还可能是虚拟数字人，就行动者“主观意义上的关联性”这点而言，我们仍称之为“社会行动”。
在元宇宙空间中，社会行动的第一个特点是“脱嵌性”，即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从已有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数字化的交往关系中，甚至以五花八门的个性化角色与其他数字个体进行交往。众所周知，社会学所言的社会化或社会性，往往强调个体在家庭、社区、学校以及更大环境的影响下习得社会规范，并形成对自我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形成自我对社会的依恋。而在元宇宙空间中，尽管这一数字空间在根本上仍是社会现实的延伸，但其“强技术性”特征使得技术逻辑建构的“规范”将对已有的社会规范形成一定的冲击甚至反叛，而元宇宙的“拟空间性”与“拟时间性”也意味着个体的“社会性抽离”，亦即富有历史和文化多重可能性的自我可能变成单一的“数字自我”，即由数字符号、数字痕迹和数据资料构成的自我。
元宇宙社会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孪生性”。“孪生性”主要是指数字孪生，即在数字化空间中创建通常的现实事物的数字动态孪生体，其本质是创造了一个数字版的“克隆体”。数字孪生实现了真实物理系统向虚拟空间数字模型的反馈，经过这一过程，元宇宙可建构具有极其丰富细节的逼真环境，并创造身临其境的临场体验。在社会行动的意义上，数字孪生实际上是以数字化的方式生成了新的数字自我，这一过程不是通常的社会互动过程，而是借助代码、数据、算法和模型来实现的，本质上是人机互动的过程。因此，数字孪生实际是行动者在和另一个数字自我对话。
数字孪生让我们想起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的经典概念“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能力，而数字空间的“镜中我”包括更复杂的维度：一是个体从通常的现实空间和数字化扩展空间这两个空间审视自己，既是从重要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这是通常的“镜中我”的形成，也是从数字空间的数字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即以数字空间的规范为依据审视现实空间中的自我。二是数字空间中的个体审视作为数字的自己，即以数字社会的规范看待作为数字孪生体的自己。如此一来，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现实自我与数字自我交织在一起，其中隐含了多重情境下多重自我转换的复杂性，以及可能因此而产生的角色转换、混乱甚至冲突。
元宇宙社会行动的第三个特点是“跨阶层性”，即个体的交往互动因数字情境而发生，传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往往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声望、教育程度等社会分层要素将变得模糊，人们在元宇宙中往往以兴趣、议题或临时角色为根据开展交往。随着元宇宙与日常生活融合程度的加深，这种“跨阶层性”也将更加凸显。这将产生两种后果：一方面，个体可以超越现实的身份与虚虚实实的各色人等进行交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体验；另一方面，数字空间的“拟时间性”和“拟空间性”使得其中的交往和认同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个体也将因此而面临“社会的缺席”的危机。
元宇宙社会行动的特点表明，数字化条件将成为自我形成与更新的重要来源。正如安东尼·艾略特所指出的，“数字化不仅在我们身边发生，也在我们内心发生。在这个自我养成的时代，自己动手建立和重建身份是非常普遍的，这意味着数字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将成为自我养成的原材料”，“数字技术系统越来越多地将自我包裹在即时的体验中，而个人构建和重塑数字身份的工作则是通过‘搜索’‘粘贴’‘删除’和‘取消’等按键进行的”。这说明，数字化成为自我认同的重要机制，在积极的意义上，行为选择的多样性体现了世界对个体的开放性，个体在“构建自我”上获得了巨大的自主空间；在消极的意义上，“自我”的片段化和不确定性问题也将增加。可以预期，随着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的不断发展，“数字自我”及其机遇与困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四 简短的讨论
在人类社会变迁及生活方式变革的意义上，元宇宙兴起有其现实基础，顺应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类日益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通常，人们通过书籍、美术、音乐、旅游、聚会等方式获得感官和精神上的满足，但这主要是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完成的，而元宇宙所营造的感官和精神体验，主要在数字空间中完成。从社会学视角看，关注元宇宙应“避虚就实”：不仅关注元宇宙的“未来性”，即它以多种数字技术为基础营造出新奇的数字空间，而且要深入分析其兴起对实在的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影响。虽然元宇宙有助于满足人们对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无法取代传统亲密关系和组织纽带对于个体生活的基础性意义。“避虚就实”也意味着，元宇宙并非完全隔绝于一般现实空间的另一个空间，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空间之中。
在问题意识上，社会学关注元宇宙需要接续“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经典问题意识。在宏观层面，涉及个人和群体如何联结成较大范围的秩序；在微观层面，关涉人与人如何实现对话、沟通、理解和认同。元宇宙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强技术性”“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在社会行动层面的“脱嵌性”“孪生性”和“跨阶层性”，使个人与社会之联结具有了更多的虚拟性、松散性和不确定性，也凸显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在数字空间中的意义。齐美尔（又译西美尔）曾言，“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但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反思了货币文化下人的现代性体验和生存处境。套用这句话或许可以说：“元宇宙是通往精神体验的桥梁，但人是不能栖居在桥上的。”元宇宙具有人际关联意义上的社会属性，但主要是数字化的情境，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规范不同，其结构层面与行动层面的特征抽离了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存在“社会性”弱化的趋势，由此可能带来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危机。
此外，社会学需关注人的“数字属性”或“数字人”的特征，扩展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传统理解。通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社会行动、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还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往往都是具体而实在的，而在元宇宙空间中，社会学所研究的人、行动、组织或制度等具有了更多的数字化特征。这种特征的初级形式表现为参与者的生活世界增加了大量的数字化元素，在身份、行为、生活痕迹上具有了“数字人”的特点，其高级形式是“虚拟人”的出现，即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拥有人的相貌（与人相同的长相）、人的举止（能说话、能举手投足）以及人的思想（能与人交谈）。“虚拟人”是人机互动的产物，不具有生理属性和生命成长过程，严格来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但因其会成为人们的交往对象，甚至与人形成较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互动便具有了“实在”的意义，也将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的重要特点是密切关注经验现实，并深入剖析社会现实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对于方兴未艾的元宇宙热潮，一方面，要紧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避虚就实”地分析其兴起的现实基础，在“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的意义上理解元宇宙的兴起及其社会后果；另一方面，需要延续“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意识，对元宇宙隐含的“社会性危机”予以批判性分析。同时，元宇宙浪潮的兴起也为社会学反思有关“个人”“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预设提供了机会，或许也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更新提供了现实土壤。
本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